人大调查权的行使方式分为特定问题调查与执法检查。

马国川著：《我与八十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63页。马小红著：《礼与法：法的历史连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8、149页。

木火比例适当时木才生火，木火通明是木与火的和谐状态，如果木太重（尤其是湿木时），火太小，木就不但不生火，相反还可能压灭火（木重火熄）。其七，阴阳平衡有多种形式。[28]晚清政府则一厢情愿地想保持盛世不变，夜郎自大，固步自封，结果却加速度地滑向灭亡。随着我们已经从革命时代进入建设时代，那种直线的、独断的、命令式的、一个吃掉一个的单向度思维，应该改成平等的、对话的、协商的、彼此互相尊重的双向度思维，也就是你活我也活的思维。水载舟的水需要一定的量，还需要风平浪静。

其六，阴阳关系的常态既不是阴阳和谐（春分、秋分）、也不是阴阳对立（夏至、冬至）。本文所用的中庸也主要是指中，即不偏不倚、过犹不及，轻重适度，缓急得中，是行所当行、止所当止，这是一个极高的境界，需要通权达变、相时而动的智慧。宪法委员会增强了裁判程序， 加强裁判性，包括开放、两造对立、辩论、公开、充分说理的判决理由、允许宪法法官发布反对意见等等，并授权组织法来予以规定。

即使对于法院中心的宪法监督模式而言，何者构成法律问题也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我国《宪法》规定的民主集中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宪法》第62条和第67条、修改后的《宪法》第70条，以及《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职责问题的决定》都说明，在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法院是适用法律的机关。偶有诉讼当事人提起审查，如杭州机动车被扣押的当事人，但程序与司法裁判审查不同。法院不能提供咨询意见，那样做就是违反三权分立。

前已述及，构成法律问题须由法院审理的事件必须是案件或者争议，进一步的具体标准是诉讼资格、成熟性与争议性，但是，我国合宪性审查会的对象是规范性文件，而非争议。备案审查工作报告已经说明，除了没有审查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决定外，实践中，法规备案审查室审理的对象俱为规范性文件，包括行政法规、监察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司法解释等。

[19]2018年备案审查工作报告指出：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报送备案的法规、司法解释进行审查，对与宪法法律相抵触的法规、司法解释有权予以撤销、纠正。他说：但立法法仍有不足之处，那就是该法没有涉及对于政治行为的合宪性审查，而仅仅限于对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并且，即使对规范性文件的审查，亦只限于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审查，而没有对法律的审查作出决定。[13] 肖蔚云、蒋朝阳：《关于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维护宪法实施的不同职责》，载《中国人大》1995年第17期。三、合宪性审查是政治问题 我国合宪性审查由权力机关负责决定了其所处理的问题并非法律问题。

作为宪法监督而的下位概念，合宪性审查虽然在实践中是由隶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制工作委员会负责，且由作为法制工作委员会的服务保障机构、设立于2004年的法规备案审查室具体负责，但决定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合宪性审查不是法律问题 政治问题还是法律问题，涉及宪法对国家机关的权力分工。[13]这说明，将负责宪法监督的权力机关履行合宪性审查的职责定位为法律问题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除了废除法院裁决的违宪法律之外，国会是否具有实质性权力去补救违宪立法中的歧视规定呢？这种实质性的权力包括那些呢？ 实质性权力的依据是国会的事实调查权。

对于当事人而言，其判决结果无法对当事人提供救济，宪法法院对违宪法令的宣判是远水不解近渴。[27] 参见苏永钦：《以人民之名》，载《法令月刊》第65卷第12期（2014年12月）。

《宪法》第62条规定，全国人大负责监督宪法实施。换言之，法律适用的涵摄就是将具体的案例事实，置于法律规范的要件之下,以获得一定结论的一种思维过程。

在合宪性审查的情况之下，赢了官司却不能赢得救济是常见的事情。前者是指当一个人挑战一项法律，意味着该人反对该项法律适用于特定的案件或者特定的人。限制最小是比例原则中必要性原则的具体运用，要求政府在所有的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手段上必须采取侵害最小的方法。成熟性是指实际侵害必须已经发生。不涉及案件和争议使合宪性审查不属于法律问题，而是在查明事实的前提下通过立法方式采取措施的政治行为。强制令是法院针对行政机关的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责任而发出的命令。

用德国宪法语言来说，就是客观法或者客观秩序模式，而非主观权利模式。原因在于，提供咨询不属于法律问题，而是政治决策，不在法院的管辖范围之内。

这样的法律是不公正的，也是违反正当程序的，因而属于不合宪的模糊制定法。许崇德教授认为，地方人大保证宪法遵守和执行的职权受三方面制约：其一，宪法没有进入诉讼，更没有建立其宪法诉讼制度，省人大无法要求同级和所属的县、市、区的个各级司法机关在办案中适用宪法。

禁制令是专门用以强制行政机关纠正自己的不法行为而发出的。无论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和法国宪法委员会在多大程度上运行司法裁判程序，其与美国普通法院始终是不同的机构。

其三，一部作品从整体而言，缺乏严肃的文学、艺术、政治或者科学价值。这就意味着，陪审团掌握了生杀予夺之权。其三，严重性, 即所包含的法律问题具有严重性。2018年6月2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职责问题的决定》规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继续履行统一审议法律案的前提下，增加合宪性审查、监督宪法实施、解释宪法等五大职能。

第一，当事人须在具备资格的前提下对案件审理过程中所适用的法律或者其它规范性文件提出质疑。[12] 2017年12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沈春耀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关于2017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

任何一个法律事实都要有对应的法律规范，确定法律事实与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将事实涵摄于法律规范，就是检验事实是否满足法律规范的事实构成，并因此产生该规范所规定的法律后果。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设立在于保护宪法秩序和基本权利，盖因屠杀犹太人的历史留给德国人血的教训。

在淫秽案件中，联邦最高法院认定，只要是属于淫秽作品，就不受联邦宪法第1修正案言论自由的保护。（一）合宪性审查的主体是立法机关而非法院 我国合宪性审查的主体是立法机关而非法院。

虽然救济也有纠正的含义，但以立法方式实施的纠正不同于法院实施的纠正，其方式是修改、撤销和废除，或者不予实施。[18] [美]杰罗姆·巴伦、托马斯·迪恩斯：《美国宪法概论》，刘瑞祥、潘嘉玢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08页。这就决定了基本权利保障不是我国合宪性审查的首要目的。[14] 需要说明的是，两个特别行政区制定的法律亦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查之列，2019年本案审查报告再次重申指一点。

其三，分析法律与事实问题。在以法院为中心的司法审查模式中，审查意味着法院遵循一定标准判断系争规范性文件合宪与否，并对相应的侵害给予一定救济。

政治问题与法律问题的另外一个显著区别是审查的对象。美国联邦宪法权利法案中有四处涉及陪审团，包括第5条、第6条、第7条，陪审团在刑事和民事案件中事实认定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责。

抽象规范审查不同于诉讼当事人提起的司法审查模式，立法权不应被削弱，而是加强和维护。许崇德：《浅谈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保证宪法遵守执行》，载《许崇德自选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42页。